“云平臺”會不會是未來“醫聯體”的標配？
2012年10月8日國務院印發《衛生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國發〔2012〕57號）強調，加強城鄉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完善以社區衛生服務為基礎的城市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逐步建立社區首診、分級診療和雙向轉診制度；加強城鄉醫院對口支援，調動支援醫院和受援醫院雙方的積極性，建立合作雙贏的運行機制。自此，“分級診療”與“醫療聯合體”正式進入行業視線。2015年9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0號）進一步指出，建立分級診療制度，是合理配置醫療資源、促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重要舉措，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立中國特色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重要內容，對于促進醫藥衛生事業長遠健康發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義。2016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做《2016 年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指示：2016年要在70%左右的地市開展分級診療試點工作，促進醫療資源向基層和農村流動。開展分級診療工作已經刻不容緩。
筆者作為多年深耕在邊遠山區的一名醫務人員，長期與基層醫院和鄉村醫生打交道，接觸了數萬名山區患者，親歷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實施以來“新醫改”的不同發展階段，深感“分級診療”是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這一“頑疾”的良藥，而“醫療聯合體”則是實現“分級診療”最為重要的抓手。
“醫療聯合體”是指，由一所三級醫院，聯合一定區域范圍內的二級醫院和鄉鎮、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組成“醫療聯合體”，醫聯體內合作單位各司其職，開展分級診療與雙向轉診。2011年在上海、廣州就散見嘗試與報道，2013年在全國廣泛推行。聯合體模式有協作單位、對口支援，甚至托管等方式，但因體制原因，無法在隸屬關系、投入渠道、人員流動等重要環節取得突破，聯合體內基本上沒有人、財、物的實質性融合，雖然醫療聯合體內各單位都不同程度地投入了人力、財力和物力，可結果卻無法達到預期效果，醫療聯合體甚至一度成為某些“三級醫院”跑馬圈地的光鮮托辭，或者僅僅是應付政府與上級主管部門檢查的“假動作”。
出現這種困局的原因，筆者認為，是在傳統思維與工作環境下，缺乏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和紐帶。2015年7月4日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國發〔2015〕40號）給予我們一些重要的啟迪，給我們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互聯網行業也快速地以空前高漲的熱情加入到這項關乎我國全民生存質量和“國家安全”的民生工程中。“云技術”構建的各種單個垂直或綜合“云平臺”能夠將“醫療聯合體”緊密地焊接為一個整體，高效、快速、無縫隙地實現聯合體內各項業務對接，從而將分級診療推向縱深，達到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醫改目標。
2016年3月24日，央視網報道了云南昆鋼醫院啟動的縣鄉村三級聯動的分級診療一體化模式，現場展示了在“醫療聯合體”內通過“云技術”開展的即時心電會診；2016年3月29日，湖北省人民醫院在“互聯網+智慧醫療”新聞發布會上分享了他們在“醫療聯合體”內建設“影像云”的成功經驗。這些案例的披露，說明在影像診斷、心電會診、糖尿病管理等單項目和單病種方面，“云技術”與“云平臺”的運用已趨于成熟。繼2015年12月10號全國首家互聯網醫院-烏鎮互聯網醫院實現在線診療的全流程應用之后，2016年3月31日，江蘇省第一家網絡醫院-蘇北慢性病管理醫院宣告上線運營。網絡醫院是顛覆傳統思維模式的一種更為復雜與廣泛的“醫療聯合體”，其模糊了等級、地域等概念，涉及病種繁多、管理品類復雜、信息與數據量巨大，如果沒有“云技術”和“云平臺”的誕生與運用，其營運與管理的難度是無法想象的。
著名信息管理專家涂子沛先生曾在《數據之巔》一書中說：大數據是土壤，開放的數據即為土地上的河流，河流流過之處，就會孕育起發達的數據文明。我們相信在“醫療聯合體”內大力推行信息化建設，用基于“健康物聯網”的移動終端、各個成員單位的信息化及高科技設備，用信息化手段和云技術，規范地生產、搜集與傳輸系列醫療數據，在“云平臺”對海量數據予以處理，能夠在預約掛號、院前急救監測與協調、住院監測、雙向轉診、復診、慢病管理等各個方面與環節有效地、持久地聯結“醫療聯合體”眾多成員單位，使每一例患者的診療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筆者堅信，只要做實了遍布全國各地的眾多“醫療聯合體”，分級診療的成功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