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京津冀醫用耗材聯合采購平臺發布《京津冀及黑吉遼蒙晉魯醫用耗材（人工晶體類）聯合帶量采購議價談判方式擬中選結果公示》，公布3+6耗材談判中標械企及價格。
??3+6耗材談判，結果公布
本次擬中選械企共19家，涉及強生視力康、美國愛爾康、愛博諾德等生產企業。
據了解，這是公布的第二批中選企業和價格，在此之前，5月9日京津冀醫用耗材聯合采購平臺公布帶量采購競價方式擬中選結果：13個競爭組中，有25個產品確定為擬中選產品，與聯合采購地區醫療機構原采購價相比，平均降幅達54.21%，最高降幅為84.73%。
兩次降價區別在于議價方式不同，第一次屬于企業間競價，第二次屬于專家組談判議價。
《京津冀及黑吉遼蒙晉魯醫用耗材（人工晶體類）聯合帶量采購文件》顯示，同分組內符合申報品種資格的實際申報企業數為 2 家及以上的，采取競爭方式確定擬中選企業，按企業申報價從低到高依次確定擬中選企業。
同分組內實際申報企業數僅為 1 家的，將企業產品報價與最高有效申報價相比計算降幅，進而確定擬中選產品。
其余產品采取議價談判方式，由專家組結合歷史采購最低價和競爭方式確定的擬中選價格進行議價談判，最終確定中選企業和中選價格。
醫用耗材：越競爭價格越高
不把醫用耗材價格完全交由市場調節，或許正是帶量采購誕生的意義所在。
按照一般市場規律，當同一領域競爭企業增加，市場需求變大時，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但醫用耗材卻相反，企業越多、市場競爭越激烈，價格卻越高。在經濟學中，這種商品被稱為“吉芬商品”，我國醫用耗材也正在“吉芬化”。
中國藥科大學國家藥物政策與醫藥產業經濟研究中心項目研究員柳鵬程表示，大多數市場中，消費者要花最少的錢買到最好的產品，所以他們會主動挑選產品。
但是醫藥行業不一樣，使用者和選擇者被分開了——雖然消費者付費，但他們并不能決定使用哪個耗材或藥品。
這種情況下，醫生和患者都想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醫生的利益最大化和回扣直接相關，同種產品一般價格越高，回扣也越多，因此導致越競爭，耗材價格越高。“整個行業的銷售模式導致現在耗材和藥品價格問題。”柳鵬程說。
中國藥科大學相關研究者曾發表文章表示，解決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斬斷醫師與產品之間的利益鏈條。
如果試圖讓藥品和耗材回歸正常商品的市場交易規則，就必須讓醫師回歸治病這一基本職能。如果醫師不承擔“銷售”職能，不從產品消費中獲取“回扣”等灰色收入，那么就可以消除醫師通過藥品耗材利益輸送獲得消費者剩余價值的途徑，其追求高價藥品耗材的動機自然就會消失。
柳鵬程分析，帶量采購就是解決了這個問題，醫生不再具有藥品和耗材的選擇權，以多少價格使用多少量，醫保局等相關部門都有明確的規定。采購主體發生變化后，藥品和耗材將逐漸回歸正常的市場行為，價格越競爭越低。
帶量采購之后，對械企的監管要更嚴格
帶量采購不僅有效解決價格問題，還在促使行業越來越集中，但如何保障頭部企業的產品質量，或許是行業需要重視的問題。
柳鵬程表示，實施帶量采購之后，很多小企業被關停，國內產能都會集中在大企業，但是有個風險，萬一頭部大型廠家一批產品出現質量事故，就會造成產能的整體缺失，而且帶量采購多是基本需求產品。
“中國這么大的人口基數，很少有其他國家的產品能滿足中國的需求，所以帶量采購之后，相關部門對行業的監管要更加嚴格。”他說。
除了企業，帶量采購直接影響的還有醫生群體，他們的收入可能會越來越低。
柳鵬程分析說，部分醫生想用其他產品替代，增加收入，但是因為有強制要求，不能使用其他同類產品，所以只能用第二種辦法——增加檢查，醫院開始大規模做檢查。如果把檢查也限制死了，醫生收入提不上去，可能會跳槽到民營醫院。
因此，帶量采購之后可能會有部分公立醫院的醫生流向民營醫院，導致民營醫院服務價格高，公立醫院服務價格低，那么公立醫院就逐步主要為普通百姓服務的，民營醫院承擔高端服務。
“但是我國國情其實不符合這樣的體制，因此如果公立醫院的醫療質量下降，對中國社會都很不利，這是帶量采購之后需要考慮的一個風險。”柳鵬程說。
附件：
?